底层养老院的日与夜

不要轻易拍照、不要给老人许下任何承诺、不要与老人提及关于家庭和生死等敏感话题……声如夏花 爱如芳草项目的志愿者们在前往养老院之前被反复如是告诫。为了到达目的地，志愿者们往往要中转几次公交车、步行十几分钟，这段路程的耗时甚至逼近了他们终陪伴老人的时间。他们终要到达的，是一家远离北京市区的养老院——它坐落于不惹人注目的市区边缘地带，正如久居其中的老人一样，年迈而又迟缓地远离喧嚣的人群。养老院并不经常对外人开放，一扇对外紧闭的大铁门截断了内部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系。只有公路旁边的老树，能将枝桠高伸过铁门的另一边。其实，这座养老院的学名叫做康复中心，但熟悉它的人并不这么称呼。因为前院里住的大多是垂暮老人，后院里住着残障人士，他们真正康复并离开这里的可能性十分渺茫。养老院里气氛热络的时候，大多是下午——高校志愿者大多被安排在这时来探望老人，这次也不例外。终于，志愿者们终于到达了养老院铁门外，领队还在不厌其烦地叮嘱那些规定。或许志愿者们会视之为多余，但只有领队自己清楚：每条冷冰冰的规定背后，都藏着许多以遗憾结尾的故事。于是他们敲开了养老院的铁门，准备怀着同样的期待敲开老人们的心门。采访 |王昊撰稿 |王昊编辑 |叶雨昕排版 |汤瑾妍一、 困在语言里您会唱歌吗？魏竹坐在轮椅上，眼球极力对着焦，缓慢扯开嘴角，喉咙里断断续续呼气，嘴唇因不受控制在不住翕动。五秒后，他终于能够完整吐出短促的回答：会。同时，嘴角不自觉淌出的一线涎水极快地坠落在棉裤上面。他不去处理棉裤，只是缓缓用右手手背去擦拭嘴角。志愿者小陈拿起纸巾替他拭去涎水，又继续问道：您会唱什么歌？唱一个拿手的吧。对魏竹而言，所有的回答多只能被切分成三个字。面对这个问题，他难以表达，只能咧嘴微笑。就在这时，涎水又偷偷流了出来。魏竹，三十二岁。在这座养老院里，他属于前院当中特殊的一部分——虽然还很年轻，但是身体或智力上出现了较大问题。他正在前院里晒着暖，下半身禁锢在轮椅上，上半身蜷缩进棉衣里，身旁还有几位同样窝在轮椅里的老人。阳光下的魏竹，露出银青色的头皮，后脑勺偏上的位置有一个显眼的肉疙瘩，或许标志着在某次大手术劫后余生。没有人会直接地问他过去的经历，只有明显的生理创伤引发着他人的猜测：魏竹说话时总会难以控制地绊在某些音节上，尤其是在发b、m、h这样的声母时，喉头像陷进了死循环程序中。所幸他的理解能力完好，能够也愿意与小陈互动，在互动中志愿者能做的就是耐心安慰他别着急，等待他自己把语言的乱码重新组织好。小陈换了个问题：您喜欢听谁的歌？魏竹如释重负，笑了笑：那……那英。于是小陈把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放给魏竹听。魏竹跟着节拍，轻轻摇晃着脑袋哼唱着，直到旋律结束。小陈看出他很开心，又追问：还想听什么歌？魏竹兴致很高，对小陈说了一个歌名。因为声音含混，小陈又问了几遍才听清楚，他说的是《选择》。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，雪舞的时节举杯向月……就算回到从前，这仍是我的决定……前院里不知哪位老人过生日，许多志愿者在分蛋糕，于是小陈帮魏竹拿来一块蛋糕，却发现没有多余的叉子。魏竹指了指屋子里，小陈意会便推着魏竹进了宿舍。屋内，五六十岁的费叔叔正在看着电视。费叔叔说，自己是魏竹的同屋，因为护工经常不在，一般只能由他来照顾魏竹的吃喝拉撒。他看见魏竹手里捧着蛋糕，佯装生气地说：现在吃了蛋糕，下午还能吃得下饭了吗？魏竹只是笑，表明他还是想吃蛋糕的。小陈从饭盒里取来勺子喂他吃，但快到后，魏竹执意要自己拿勺子，小陈拗不过他。魏竹颤颤巍巍接过勺子，却只能用勺子一遍遍擓着上面的奶油，笨拙地递到嘴里。他吃饱以后，小陈在一旁抽出纸巾，帮他清理唇周上沾的奶油。费叔叔说：让他再出去晒晒太阳。于是魏竹又被小陈推到前院的敞亮处坐着。魏竹只坐了一小会儿，就支吾着说要找来费叔叔，自己要上厕所。费叔叔走过来推轮椅，嘴上佯装生气着：叫你少喝茶，又要上厕所了！魏竹只是笑，并不做声，等费叔叔推他去厕所。这种嬉笑怒骂，早已成为他们之间默契的交流方式。在这里，血缘关系几近于无，所有交际关系被重构。像魏竹和费叔叔这种和谐的关系在养老院里并不常见。前院的老人们在相处过程中，往往是冷淡麻木的，甚至还会吵架拌嘴。他们就好像海面上漂浮的孤立冰山，一靠近就会发生摩擦碰撞。据经验丰富的志愿者观察，这里的老人们大多身心上有疾，清楚自己被子女当作累赘或负担，才来到了底层的养老院。而院方和护工又难以给予充分照顾，再加上子女很少探望，他们要么是把内心完全密封起来，要么是将戾气和怒气一点点积聚。也只有志愿者来陪伴他们的点滴时刻，老人们才打开了一扇倾诉的窗口。二、 时间的含义现在几点了？老人们往往会无意识地用这句话填充交流中出现的短暂沉默。开始时，志愿者希希以为老人们只是随口一问，但没过多久，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，她忍不住追问背后的含义。只听其中一个老人解释说：因为下午五点开饭呐。在康复中心，老人们的时间观念被重新定义：一天的时间被三个节点分割开来——7点、12点和17点，这是三餐开饭的时间点。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少，晚上八九点钟就要入睡，第二天五六点就自然醒来，一天的时间格外长。除了发呆和晒暖，吃饭无疑是重头戏。在此地，老人们的追求其实没有多么宏大，只有填饱肚子这么简单。提到午饭，老人们来了精神，边说边比划着：中午吃的有肉，烧茄子也不错。我吃了三个馒头。说罢，还顺势用两只手掐出塑料瓶身大小的圆来：那馒头就这么大点。如果他们平时要想吃点什么水果，也可以让院方去街上买，这是老人们比较满意的。与老人对于一日三餐的时间节点的敏感相反，他们对于所处的更宏阔的时间尺度很是迟钝：当希希和老人聊起持续了多年的疫情，有老人时间反应的却还是发生在将近二十年前的非典。养老院内少有消息流动，难以推动他们对时间的迟滞认知。他们的活动范围被框定在了这个养老院的小范围内，同样被框定的还有他们的精神世界。志愿者成为了老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，所以有些老人会让志愿者读报纸。在他们眼中，报纸仍旧是新闻传播的主要的渠道。志愿者和老人一起读报（受访者供图）养老院里很少有人会携带电话，即便带了，与子女沟通次数也是寥寥无几；因为难以进行有效的交流，他们并不会把护工当作倾诉对象；虽然宿舍里有安装电视，但实际上电视的利用效率很低。在此情况下，老人们往往更愿意跟前来关怀的志愿者敞开心扉。与志愿者们交流的过程中，老人们往往会讲述很多平常不会轻易提及，也没有机会言说的内容，比如追忆年轻时的往事。有老人讲述自己曾是北京的公交车上的售票员，既要向乘客售票，又要管理车内秩序，经常嗓子都喊到哑。尽管累些，也算是有个铁饭碗。旁边坐着一位身穿草绿色军便装、头戴军帽的退伍老兵，他年近九十，依然精神矍铄、中气十足。他是退伍飞行员，曾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先是保卫丹东，后来被调去了酒泉。说到兴头上，他比划着展示在跳伞时如何控制方向，骄傲和高兴都写在脸上。希希发现，这些老人基本上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，很少有外省的老人来到这里。这与这座底层的养老院的定位有关，它所辐射范围只有城区的周边地区，来到这里的老人们对养老院的情况也大多心知肚明，并不抱有太大奢望。因为他们的家庭状况比较一般，子女也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。关于家庭、生死等的敏感问题，一直是志愿者们极力避免的，但希希回忆，一旦交流深入，老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提及。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，就时常念叨子女。她会主动拿出老旧的相片，向志愿者们描述。这是大儿子，小时候特别乖；一旁是小儿子，他就比较调皮捣蛋……说到动情处，老奶奶的泪水还是会濡湿眼眶。希希还会和其他的老人互动，她注意到旁边的老兵爷爷牙齿缺了几颗，问他为什么不镶牙，老兵爷爷神色淡然地回答说：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几天的活头了。但是希希知道，再过几天就是他的89岁的寿辰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富有经验的志愿者往往会把话头扯向别处，主动把老人从低落的情绪中引出来。否则老人只会滞留在自己沉重回忆的低气压里，难免会产生情绪上的消耗。这对于老人们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负担。在静默中，不知谁问了一句：还有几点到五点？希希看了看时间，回答说还早呢，现在才四点多。老人们又挺了挺身子，把上衣掖紧，就这样坐在前院的夕阳里，争取把一寸一寸的日光都熬淡、熬短、熬干、熬暗，等待着晚饭的时刻。三、 铁门背后穿过前院的走廊，会看到养老院的中间横亘着另一扇门。这扇门人为地将内部的空间分割成前院和后院两部分。前院里住着的是能够自理或半自理的老人，后院则是失能、失智人士的住处，其中也不乏年轻人。前后院的人员之间几乎没有交集，前院的老人是万不会到后院去的，只是偶尔会有后院的人不小心溜到前院去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前院的老人们都会让护工将他们驱逐回后院。越过铁门要走进后院的时候，志愿者小A突然听到了嚎叫声。循着声音找去，发现是个大男孩在宿舍里，哭着嚷着要找妹妹。给他理头的婆婆平静地告诉他，他没有妹妹。这个回答或许她已经重复过许多次。实际上，这个男孩存在着智力障碍，经常为此而哭闹。等到他心情平复之后，偶尔还会悄悄从宿舍走廊里探出头来望向热闹的院子，但他始终没有迈出自己的房门。小A走进后院的时候，能明显感受到一股异味——那是从长久没有清洗的人身上散发出的的臭味。住在后院的人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交流障碍，志愿者与他们交流时更多依靠肢体上的动作以及共通的情感。做游戏就是方式之一。院子里有专门准备好的一箱玩具，里面堆放着扑克牌、水彩笔、五子棋等小物件，志愿者只需搬过来就可以与后院的他们展开互动。这些小物件是一把把钥匙，可以开启失智和失能人群的心房。和小A一起打扑克牌的老人，用明显异于常人的怪异眼神打量着自己手里的一副牌，然后抽出自己手头大的一张牌——小王，递给了小A。小A初不懂他的意图，后来才明白：老人想要跟自己换牌。小A从未见过这样的斗地主，却也很快接受了老人的玩法，抽出一张大王作为交换。但老人却执意不要，只从自己手中抽走一张2。此外，老人时不时还会放下战局来指导他，把小A刚出过的牌重新塞回到他手里，教他出另一张牌。后院的游戏有后院的规则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斗地主，在这里也要统统被推翻重建。志愿者在和老人一起填色（受访者供图）同样，画画也是沟通彼此的好方法。与其说是画画，倒不如填色更准确。志愿者们为老人准备的图画本就是幼儿园用的简易的涂色本：每一页上都有不同图案的线条，只需涂上色块填充就行。看似简单的活动，在后院却困难重重：甚至连开始的握笔有时就是个难题。只要他们能够顺利握住水彩笔，小A等人就会在旁边积极地鼓励。有个老奶奶认准了红色水彩笔，涂任何图案都只用鲜艳的大红色。或许对她而言，外面世界里五光十色倒不及眼前这抹红来得更纯粹。而且，老奶奶的涂色颇有大哲学家的留白韵味：她一遍遍沿着涂色书上原有的黑色轨迹，勾勒出粗浅不一的红色线条。他们都很认真，画到开心时还会唱起志愿者们教过的红歌。后院里的老年人、残疾人，像是尚处在婴幼儿的阶段的孩子，更需要人们的照顾和陪伴。令小A印象深刻的，还有一个戴棒球帽的男孩。小A来到时，他会突然比划出一个敬礼的姿势来迎接。他很活跃地跑前跑后，同时还能够与小A攀谈几句。乍一看，他与正常人无异，但一旦开口就会发现，他说的话飘忽不定，甚至莫名其妙，虚虚实实、真假难辨。尽管他的年纪比小A还要大，下五子棋时，他也会客气地对着小A说：姐姐，该你下了。对于这种礼貌的称谓，小A也只好心虚地接受了。只是，当小A还在研究落子的时候，他却连忙把手中后一颗棋子随意摆在某个空缺的位置，然后大声宣布自己赢了——因为他先一步下完了手中的棋子。后院的氛围有时比前院还要融洽。与后院的大孩子们相处，志愿者不需要用太多的心思去准备，只要愿意付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和精力陪他们做做游戏，就能够感受到独特的积极反馈，哪怕是一个在游戏当中真诚的笑脸。四、 冰山养老院走进养老院的志愿者们，仿佛在一片满是冰山的汪洋上航行。老人们便是那一座座冰山，孤立地生存着，内心的需求和情感的世界却鲜为人知。尽管志愿者们不断去摸索和探寻，却也只能触及冰山一角而已。反复靠近这片海域的志愿者们，或许才得以一窥平静海面下的世界。有着丰富志愿经验的黄诺然回忆，他在养老院里几乎见不到护工，但这并不意味着院方没有配备。志愿者心中护工的形象，多是从老人的抱怨话语中逐渐描摹出的。黄诺然曾在多家底层养老院做过志愿服务，发现众多护工的工作态度参差不齐。有的护工尽心尽责，但也不乏有态度敷衍散漫的护工。按照规定，护工需要持资格证上岗，但资格证尚且不能保证护工尽责，何况在底层养老院，许多护工甚至资质不明。在前院里，有一位眼睛几近于全盲的老人。她下身瘫痪，衣服上到处都是排泄物，根本没有护工愿意处理。她的脾气暴躁，见到谁都会骂，哪怕是满怀善意的志愿者。可是志愿者黄诺然知道，曾经她的脾性并非如此，常会笑眯眯地招呼志愿者：去，跟我拿副牌去。直到一次意外。一次上厕所时，她意外摔倒，从此下肢瘫痪，生活被禁锢在了轮椅之上。慢慢地，她的笑容少了，脾气变得暴躁，而且整个身子骨十分消瘦，肮脏无比，护工也开始抗拒接近她。只有少数志愿者还愿意像哄小孩子一样，一遍又一遍安抚她激动的情绪。她往往是皱着眉头让志愿者再找副牌来，直到摸到牌才逐渐高兴起来。她的指甲特别长，里面嵌满黑乎乎的污垢，就让一位志愿者帮她修剪。志愿者答应后，她又想要洗洗脚。这次，志愿者却迟疑了。后，另一位志愿者接应下来，帮老人清洗了沾满污秽的衣物，还擦拭了身体，这让她的心情和精神明显好转了些。每次志愿者走的时候，她都会让他们滚蛋，但熟悉这位老人的黄诺然能够看出，她内心其实很舍不得，总是盼着他们下次再来。志愿者在为老人修剪指甲（受访者供图）后院里的残疾、瘫痪、失能群体，得到的照顾更加缺乏。后院里有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孩，总是喜欢趴在固定的石墩子上。他的屁股上长了一个足球般大小的肉瘤，整个耷在身体外面，根本不能像常人一样安稳地坐着，只有在一旁老人看不过去，偶尔主动过来照顾他。哪怕是洗头、理发这样的日常小事，护工有时也不愿处理。后院的老人头发散乱着，蓬松地垂下来贴着耳根，有些老人身上甚至长出了虱子。后，还是黄诺然所在的志愿单位派出了一支专门的理发队。院方和护工的态度明确：至少在后院这些人的照料上，食品、药物可以充分供给，但是其余的个人卫生等事务，却不属于他们工作范围。院方接收老人的门槛，是能够支付每个月的食宿费。养老院里护工的工资水平也普遍不高，他们平均月薪约三四千，巨大的工作量却和工资脱节。院内健康和失能人数的比例失衡远比一般养老院严重，几乎达到了惊人的1：9。对于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，护工照顾其饮食起居，再做一些基本的宿舍清洁工作就足够；而对于半失能或完全失能的老人，工作还包括换尿布和换衣服。工作任务看似不重，但一位护工却要负责许多位老人，工作量积少成多，后能分配到个体身上的精力并不多。比如，护工会将坐轮椅的老人推到院子里晒暖，却往往只是把轮椅停到一个角落后就不再去关注。对于大部分住进廉价养老院的老人来说，子女的关心稀有，更遑论来院内看望。经常在底层养老院做志愿服务的黄诺然发现，这也一定程度助长了护工的懈怠，把这些本就亲情缺位的老人进一步推入荒凉的海域。护工只是推手。还有更多看不见的推力，来自护工背后沉默的院方。黄诺然等志愿者们曾多次自发为老人们募捐许多过冬的衣服。可是之后的来访中，他们并没见过老人换上这些衣服。院方给的答复是：他们不舍得穿，我们给收起来了。可是后来他听到其他养老院的人说，那些衣服其实先是到了护工手里，相中的就被他们直接收走，剩余的其他新衣服，也只是和志愿者们捐来的其他物品一样被堆置在后院的小房间。发现后，黄诺然也曾经向院方反映，可是院方却只是搪塞敷衍，一切照旧。黄诺然本还想继续向上反映，但曾经的一次沉痛经历的记忆，提醒他止住了步伐。那次记忆源自此前在另一家养老院的志愿活动。黄诺然回忆道，那是次在那家养老院做志愿服务，当志愿者们刚一走进院子，许久没见到过生人的老人们就激动不已，紧紧握住志愿者的双手，甚至落下眼泪：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见过这么多人，平常哪会有人来看我们。老人们把志愿者当作可以倾诉的对象，一股脑地诉说平日生活的苦闷，包括护工的打骂和虐待。黄诺然等志愿者们听完，纷纷义愤填膺要去找院长理论。志愿者们软硬兼施，还表示要找媒体曝光来解决问题。可院方挂在明面上的冷漠态度早已说明了一切。甚至终，问题没有解决，老人们反而落入了更差的境地——院方关上了向志愿者敞开的大门，也关上了老人渴望与外界沟通的窗户。碰壁后，黄诺然还在牵挂着那家养老院里的老人：志愿者们走了之后，老人们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该向谁诉说？初的好心之举，却可能间接对老人们产生更大的伤害。在无奈之中，黄诺然认清了定位：事实上，志愿者只是作为一个第三方的服务方，能为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温暖，却根本无权也无力去干涉其他事务。尽管志愿者们不断认识到，自己难以从根本上触及问题的核心与关键，还是会选择尽力陪伴、安抚每一位接触到的老人。黄诺然坦言，自己从事志愿活动这么多年，接触到的大部分老人都盼望着志愿者们来陪自己说说话，这份慰藉是无可替代的。也许从客观上，他们无法阻止养老院的铁门訇然关闭，但绝不能让老人们心灵的铁门再添一把锁。志愿者能做的就是在养老院的铁门打开之际，寻一把钥匙，解开老人心头上的铁锁。五、 何以为家如果老人们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：底层养老院是你们的家吗？他们大多会表示否定。他们身处在千般万般不满意的环境中，但同时，又不得不暂居在养老院的屋檐下。毕竟再不济，养老院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，这甚至是他们的亲生子女无法提供的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老人们前半生的积累基本早已烟消云散。还能攥在手头的，只剩下大把大把渺茫而无用的时光。而志愿者的点滴关怀，老人们就足以受用：那些在外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的温暖，却是支撑他们抵御漫长凛冬的一炉热炭。在疫情之前，养老院的志愿服务基本上是每周一次。像是与志愿者达成了某种默契，每当志愿者要来的，许多腿脚尚且灵活的老人都会提早起床，从四点多开始就忙活着洗漱。哪怕是在大冬天的早晨，天光未现，寒风萧瑟，他们也会早早地站在铁门边上热眼等待，口鼻都止不住呼出白气，但心中的恳切与期盼未减半分。黄诺然还特别提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，她是这个养老院里的宝，很慈祥，也爱笑，即便已经八九十岁了神智还是很清醒。尽管性格这样好，只要她走过，还是会被那位爱打牌的暴脾气老奶奶辱骂。所以，她基本上不会往那边走自寻不开心，和其他老人也基本上不说话，只和她隔壁的老爷爷关系好些。再多的话，老奶奶只留着跟志愿者说，哪怕已经反反复复说了好些遍。每次志愿者来，她都前去热情搭话。她有时会问志愿者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缝补的东西，可以带来让她帮忙做好。她还总是会主动拿出相片来聊子女。在她口中，孩子们的优点是夸不尽的。这位老奶奶之所以让黄诺然印象深刻，是因为她的精神风貌与其他老人迥异。实际上，如她一般乐观的老人是极少数，他们大多数早已提高生活敏感度的阈值，被动同化为消极情绪群体的一分子，却不会主动互相取暖。没有志愿者陪伴的时光里，老人们经常会互相辱骂，却也很少真正打架。比如每当后院的人不小心溜到前院里来，前院的老人就破口大骂：这个傻子，别让他到前面来，快给他赶回去。每当两座漂浮的冰山如这般在洋面靠近并发生碰撞，志愿者都感到难以介入，情况棘手。他们好的做法就是——先将两座冰山分离，然后以自己的温暖各自感化，避免加剧他们难以化解的摩擦。黄诺然说，他们时常会教老人一些新技能，比如唱歌、种花，而这些是院方不屑于做的。若是唱歌，志愿者周教他们唱段之后，会布置作业，让学生们在平日勤加练习，下个再来检验成效；若是种花，志愿者就会买来种子和花盆，让他们多浇水和除草。老人心里惦念着，这个花是自己和哪个小家伙共同种下来的，就会加倍去爱惜和呵护。志愿者和老人一同种下的，不只是花苞的种子，更是牵挂的种子。志愿者的陪伴像是一团火苗，能够渐渐融化养老院老人们心头的坚冰。可是谁也不敢断言，这团火苗能被维系多久。在更多的方面，志愿者也会感到力不从心。尤其是老人们想念子女，志愿者也只是爱莫能助，连一通电话都是奢求。院方虽然有联系方式，却基本上不会帮忙，这一举动多是照顾到子女本人的想法。即便联系到了，子女心知肚明养老院里的状况，顶多听听老人的抱怨牢骚。他们难有任何的回应，冷漠而又平静，平静得就像沉入海底的一颗石子。而且，志愿者与老人情感的维系需要长期的磨合与培养，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打开老人的心结。一旦志愿者稍有唐突，老人反而会感到害怕，更封闭起内心。但另一方面，长期的陪伴往往又伴随着感情上的羁绊，一旦出现变动或变故，对双方来说都将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这份情感由志愿者与老人们苦苦维系，却还是纤弱得如一根不堪重压的细线，随时都有砰然断裂的可能。2020年初，由于疫情的突然暴发，黄诺然一行人将近有两个月没能去到封闭的养老院。在那段时间里，老人们的生活恢复往常的枯燥：极个别尚健全的老人还会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消磨时间，比如拍拍被褥、擦擦床头柜，填补吃饭和睡觉以外的空余；更多行动困难的老人，他们的活动于上半身，连用无实质性意义的小动作来对抗漫长的时间都成了难事，只能勉强看看电视；更严重的，是全身瘫痪的那些老人，电视对他们而言只是意义等于无的摆设。他们就会将眼睛聚焦在某一点，然后开始发呆。就这样熬完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如果有可能，他们也是愿意把剩下的时间全部这样耗尽。在那漫长的两个月中，老人们常常是掰着手指，孤独地算着日子：上个落空了，这个又落空了。怎么连的盼头都没有了？那时，老人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疫情封社区的消息。志愿者们再次来到养老院时，甚至有老人紧紧拉起志愿者的手，哭着说：太想你了，太想你们了。面对相逢重聚，老人流下了泪来，而这是他们在生死面前都没有表现出来的。对他们来说，死亡一事早已不罕见。黄诺然亲眼见过，一个棺材从走廊尽头的临终关怀房间里被抬出来，经过他身边，被送了出去。而这口棺材里躺着的，是上次活动中还同他一起聊天的老人。老人猝不及防的离世让他印象深刻。对相对年轻的志愿者来说，直面生死或许是难关，在老人面前更需要避讳。实际上，老人反而常常不惮谈起。活了这么久了，早该死了、多活一天就是给国家增加负担、浑身都是病还不如死了算了……在养老院待的时间久了，老人们习惯了单调乏味的生活——每天面对同样逼仄封闭的空间、每天面对同样气场不合的护工、每天面对同样冷淡麻木的老人。一般老人过世，偶尔只会有生前的一两位朋友感叹：他走了，不能再一块玩了。说罢，又重新陷入孤单的状态里。其余的老人只是同往常一样，没有任何情感上的波澜，继续将眼睛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发呆，消磨完一个又一个孤独的日子。志愿者到来时，这里少有地热闹起来，老人们会就着兴奋劲吐露心迹，主动讲述起他们过往的那些人生故事。而志愿者离开后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们重新陷入长久的沉闷，很少再与其他老人交流。老人们宁肯就这样枯坐着，枯坐成一座座隔绝孤立的冰山。而他们口中的那些不轻易示人、或流离或坎坷的故事，在这样的静默中，一点一滴填充进底层养老院的方寸空间里，终铺成了一片稀疏平常、波澜不惊的汪洋。